上周，我们报道了西班牙收税机构 SGAE 起诉阿利坎特一家保龄球酒吧的案件，该酒吧以只播放“左翼版权”音乐为由败诉。
几乎立即，又有一起案件出炉，这次案件对原告律师有利。正如我上周报道的那样，西班牙所有这些案件的起因是，如果被告能够证明他/她没有播放 SGAE 所代理艺术家的音乐，西班牙版权法第 150 条规定，被告可以免于版权收集协会的法律诉讼。在萨拉曼卡的判决中，被告赢得了这起新案件，判决结果非常有趣，其中详细介绍了 copyleft 和 Creative Commons。
该案涉及爵士乐俱乐部Birdland，SGAE 起诉该俱乐部，要求其支付未向当地公众提供音乐的版税。与其他案件一样，俱乐部老板辩称，他们只播放另类和免费音乐。接下来就是举证问题，但在此之前，法官 Luis Sanz Acosta 对 copyleft 和知识共享进行了相当准确的描述：
“……近年来，我们看到所谓的“自由音乐”在我国兴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互联网现象，是音乐发行的媒介。从内容行业控制的、仅限于作品销售和租赁的发行模式，到现在由于互联网提供的全球传播，几乎有了一种不受限制的模式，创作者自己无需行业中介就可以向公众提供其作品的数字副本。这一现象导致了不同内容发行模式的共存，并带来了互联网提供的新可能性：
a) 传统模式以版权保护为基础，通过使用限制性的谈判公式和技术控制措施来限制对在线内容的访问和使用，即所谓的“数字版权管理”。
b) 一种模式，允许免费在线访问内容，有时允许个人使用（隐性许可模式），在其他情况下，允许免费重新分发作品、转换作品，甚至公开经济利用作品，但必须注明来源。这些是公共领域和通用许可（通用公共许可）的模式，例如 Creative Commons 许可，其中包含版权条款。
凭借此版权条款，所有者允许通过一般公共许可对其作品 乌干达手机数据 进行转换或修改，迫使修改作品的作者以相同条件向公众提供作品，即允许自由访问和进一步转换。凭借知识共享许可，权利人保留经济利用权，并可以禁止修改。因此，区分具有和不具有版权条款的知识共享许可至关重要。在某些情况下，知识共享许可会包含版权条款（我的翻译，traduttore = traditore）。”
这与这场运动的本质非常接近，尽管它仍然混淆了一些术语，但很明显，法官理解所涉及的概念，并且他愿意以公平的方式看待证据。谈到这一点，SGAE 派出了一名侦探和他们的一名当地代表。他们制作了一段录音，后来发现这段录音是在另一家机构录制的，这一事实让法官很不满意。另一方面，Birdland 的老板能够提供几名证人，证明爵士俱乐部播放了另类和不寻常的“自由音乐”，这些音乐可以从酒吧安装的两台电脑上下载。同样，法官听取了安装电脑设备的技术人员的证词。很明显，SGAE 提供的证据很差，而 Birdland 则很好地证实了他们的案子。裁决的相关部分如下：
“当然，从提供的证据来看，不可能声称在要求的场所向公众传播的每一首音乐作品都是由作者通过知识共享许可自由授予的，但要求提供这种详尽的证据，就如同要求 SGAE 证明在该场所传播的每一首歌曲都属于其代表艺术家一样残忍。[…] 因此，证据的结果是，它打破了在场所向公众传播的音乐必须至少部分是 SGAE 管理的音乐作品的假设。由于这一假设被推翻，原告有责任证明在该场所播放的音乐是由他们管理的。那么，就目前情况而言，很明显 SGAE 的证据不足且无关紧要。